我加入的另一个重要文化机构是国际儒学联合会（简称国际儒联）。国际儒联于1994年由孔子基金会推动成立，目的是联合世界上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儒学爱好者、中国文化的爱好者，推动对话交流，广泛凝聚共识。国际儒联实际上是思想文化领域的统一战线组织，是对外文化宣传联络的重要学术机构。加入国际儒联后，我被选为第五届国际儒联理事，第六届、第七届国际儒联副会长。第六届时还担任了国际儒联学术委员会主任，主要承担审核会议内容、审查会议开支、审读书稿等工作。

担任第五届国际儒联理事时，我和国际儒联的会员先后到俄罗斯、伊朗参加学者对话，印象当中在伊朗待了10天，又到波斯帝国的废墟做文化方面的考察。我从第六届开始深度参与国际儒联事务，彼时疫情极大地影响了国际儒联的正常学术交流活动，对外出访大大减少。第六届国际儒联唯一一次出国交流活动，是在新加坡举办的“2023和合文明论坛”，我主持了此次论坛的开幕式，同时发表了题为《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本来面目》的主旨演讲，反响良好。

王学典主持“2023和合文明论坛”并作主旨演讲

2024年10月，第七届国际儒联会员大会于北京圆满落幕。大会开幕式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王沪宁主席出席并发表了重要讲话。闭幕式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会议日程为三天，有很多交叉活动，比如原理事会的活动、研究会的活动以及新一届会议的活动等。会议期间，有一个上午安排了主题发言，发言代表共有8人，其中两名是中国学者、6名是外国学者。我作为两位中国学者代表之一，发表了主旨演讲《儒学的社会科学属性及其现代转化》，受到与会学者的关注。大会还选择我和王蒙先生的对话《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王蒙王学典对谈录》作为大会唯一赠书，参会者人手一册。提供给大会的另一项相关成果是我所在儒学高等研究院的骨干教师撰写的国际儒学发展报告《大变局下的世界儒学（2012—2024）》。第七届国际儒联会员大会共有730人参与，到会议闭幕时，基本无人提前离场。

王学典在纪念孔子诞辰257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七届会员大会上作“儒学的社会科学属性及其现代转化”主旨演讲

此外，我作为第六届国际儒联学术委员会主任，参与了会议的相关学术工作。任职期间，刘延东会长亲自跟我谈过三次话，并两次到访山东大学，一次是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视察山东大学；另一次是作为国际儒联的会长，视察《文史哲》编辑部，我都参与了接待。

国际儒联在它创办的30年间，有效地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一方面，它组织世界各地区的中华文化爱好者共同研究、探讨、传播中国文化，目前其影响力已覆盖全球近100个国家；另一方面，在当下中国儒学研究没有自己组织的情况下，国际儒联事实上起到了儒学研究会的作用，它不仅是相关活动的最好组织者，而且是最具权威性和规格最高的儒学研究机构，受到了历届国家领导人的重视。

世界儒学大会也是我近20年来参与的一项重要活动。第一届世界儒学大会于2008年在曲阜召开。因为名字中带有“世界”二字，按理说它应该像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和世界哲学大会一样，有众多外国学者参与，但事实并非如此。境外学者越少，世界儒学大会便越不具备世界性、全球性。

世界儒学大会

第七届世界儒学大会闭幕之后，山东省相关领导决定将大会秘书处和第八届大会主办权移交山东大学，希望能动员更多的外国学者参加。我作为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接受了任务。我们团队用了两个月时间，动员了62位国外学者与会，涵盖34个国家和地区，盛况空前。大会本来计划在济南山东大学召开，但距会议召开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省里又决定重回曲阜，仍然由山东大学主办。我印象当中这届世界儒学大会，规模超过了以往历次会议，五大洲的学者都到齐了，各方对会议都很满意。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杜维明先生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其中对山东大学及儒学高等研究院的工作作了高度评价：“这次会议让我们领略了山东大学的学术实力和感召力，尤其是承担具体筹备工作的儒学高等研究院。我了解在那么短的时间，有那么多变数，能够把那样一个复杂、全面的大会召开，这个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第八届世界儒学大会

之后山东省和教育部又在2019年共同成立了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它的任务是成为世界儒学研究中心和传播高地。我是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学术委员会的委员以及理事会理事，参与了相关活动。

从世界儒学大会的召开到尼山世界儒学中心的设置，都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复兴，彰显了政府对儒学的重视。政府出面直接推动儒学的复兴向整个社会释放了积极的信号。儒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与核心，是两千年来治国理政的主流意识形态，我们应给予其高度的重视。

以上均非我的“主业”，我近20年的本职工作是主持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的工作。

儒学高等研究院的设立，经历了一个较长过程。2002年，山东大学把古籍研究所、文史哲研究所、民俗研究所整合为文史哲研究院。“文史哲研究院”这个名称的选定据说和宋健先生有关。宋健先生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到济南考察，和山东大学展涛校长一起讨论山大的发展问题，说要把文科类研究所整合，组建一个新的学术机构，并建议新机构叫文史哲研究院，可以和《文史哲》杂志相匹配。

文史哲研究院成立之后，台湾学者黄俊杰先生希望就儒学和我们进行交流。但原来的文史哲研究所侧重文学，古籍所侧重文献整理，民俗所侧重民俗事象的调查和研究，所以它们合并后的文史哲研究院并没有人专门研究狭义的儒学。我们不得不请刘大钧先生、颜炳罡先生以及其他研究经学的人过来对话。这个时候，我就想到山东大学应该设立一个儒学研究机构或与孔子相关的研究机构。山东大学地处孔孟之乡，位于儒学的发祥地，应该有专职的儒学研究人员。所以我给时任校长展涛提议设立儒学研究中心，并和学校领导一起动员当时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任职的庞朴先生“移驾”山东大学。动员庞先生来山东大学工作的过程，我将其称作“三顾庞庐”。庞先生和山东大学史学理论专业的葛懋春老师关系极好，葛老师是我的研究生导师，所以我此前跟庞先生也有接触。“一顾”是我到北京皂君庙庞先生家里，把我们的意向告诉庞先生，庞先生反应比较正面，有意来山东大学。但我作为一个二级学院的院长，无法代表学校。我回来汇报以后，展校长让我陪同主管文科的王琪珑副校长，再次到庞先生家里动员，庞先生口头答应，但没正式确定。最后“三顾”，展校长亲自出马，请庞先生。最终2005年，庞朴先生“移驾”山东大学，与此同时，山东大学成立了儒学研究中心。这是山东大学第一个儒学研究机构。

2008年，徐显明校长开始主政山东大学，决定设立儒学院，专门研究中国古典学术，并邀请许嘉璐先生做儒学院院长。许先生慨然应允，并建议在院名中加上“高等”两个字，这便是儒学高等研究院的由来。儒学高等研究院于2010年成立，同时庞先生的儒学研究中心还在继续活动，徐校长又萌生了把原儒学高等研究院、儒学研究中心、文史哲研究院、《文史哲》编辑部整合为一的想法。因为儒学是个符号，是古典学术的总称，它的弹性和学术含量都比较大，整合之后的新机构仍然叫儒学高等研究院。当时是2012年初，我正在做《文史哲》杂志的主编，学校让我协助许嘉璐先生主持日常工作。这样我就又兼任儒学高等研究院的执行副院长，后来又担任执行院长。

儒学高等研究院作为一个新兴学术机构和独立科研实体，以古典学术研究为特色，以儒学研究为旗帜，在组织学术、培养人才、服务社会等方面做了一定工作，尤其是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和参与世界文明对话上发挥了较大作用，是21世纪以来中国文化复兴的一支劲旅。儒学高等研究院组织了一系列学术活动。比如如围绕兼具山东地方特色与全国影响力的重要人物，像孔子、孟子、荀子等古代学者的讨论会，牟宗三、梁漱溟、武训等近代人物的讨论会。这些讨论会影响甚大，原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史景迁等知名国际学者都曾前来赴会。最近研究院正在举行另一系列的讨论会，即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部各板块之间展开对话，并且落脚在国家治理上。比如儒墨对话与国家治理，响应国家的号召，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儒学高等研究院还承办并自主设立了一系列重大文化工程，如2012年成立之初设置的五大课题：“《十三经注疏》汇校”“百年儒学精华系列”“儒学史论文献汇编”“集部儒学文献萃编”“中国正义论——中国古典制度伦理学系列研究”，取得了一批重大学术成果，获得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等多项荣誉，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儒家文献整理和中国传统文献整理上，儒学高等研究院走在全国前列，在民俗学研究、儒学研究、史学研究、文学研究等方面也取得了不俗成绩。在这里还走出一批长江学者和青年长江学者。此外，学院还设置尼山学堂，设立国学实验班，以读经典的形式传承发扬中国古典学术传统，培养古典学术和儒学研究的后进人才。现在的儒学高等研究院已经发展到接近100人，包括60多位专职教师及相关行政管理人员、服务后勤人员，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实体古典学术研究机构。

儒学高等研究院的所有学术活动都致力于对中国历史文化形态的探讨，致力于中华文化的复兴。它在推动组织儒学研究上，在为国家为地方服务上，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和加强世界文明对话上，尽了应尽的责任，起到了较大作用。儒学高等研究院聚集了一大批儒学研究者、中国古典学术的研究者，致力于中华文化的复兴和中国文明道路的探讨，给山东大学带来了新的学术生长点，开辟了一片新的学术天地。

主编《文史哲》杂志是我另一项本职工作。2006年初我调任《文史哲》杂志主编后，首要工作便是推动《文史哲》杂志形成自己稳定的风格和鲜明的特色。风格就是厚重办刊，不发短平快的文章；特色是把古文、古史、古哲、古籍等古典学术作为刊发稿件的重点，终极追求是让《文史哲》有更多的文章进入共和国学术史。创新是最好的传承，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办刊理念。时代、社会、人的心理都在变化，必须与时俱进。我们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积极开拓，选择一系列重大选题组织讨论，比如亚细亚生产方式、疑古与释古、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提倡百家争鸣，繁荣学术。

编辑部还推出了一系列创新举措。第一项是创办《文史哲》杂志的英文版Journal of Chinese Humanities。我们选择中国大陆近十几年来人文研究的顶尖成果，以专辑的形式，向国外推荐。第二项是举办人文高端论坛。《文史哲》杂志自2008年开始举办人文高端论坛，至今已经连续举办了12届，讨论的都是最前沿、最顶尖的话题。比如“中国文论遗产的继承与重构”“传统与现代：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范式转换”等。第三项是与《中华读书报》合作，开展“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评选。2015年我们首次评选人文学术十大热点，第一条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引起空前关注”。在近十年的评选活动中，坚守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推动中华文化的复兴，是我们关注的重点。第四项是主办青年学者工作坊。学界的代际交替已经完成，新的研究力量已经出现，我们适应形势需要，培养、引导、推动青年学者的成长。

如果没有这一系列举措，《文史哲》杂志不可能在学界和社会产生如此影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21年在《文史哲》杂志创办70周年之际，我们获得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肯定《文史哲》杂志“几代编辑人员守正创新、薪火相传，在弘扬中华文明、繁荣学术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文史哲》杂志的活动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重视、鼓励，在引领性、开拓性、方向性上起到了自己独有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

其间，我还接手主编《孔子研究》，最大的改变就是开拓了儒学研究的新领域。我设计了两大主题：一是社会科学视野下的儒家思想，把法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引入儒学研究当中，努力开创“九科治儒”的新局面；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治国理政实践的结合，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落地，进一步思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今天的作用，把它们作为《孔子研究》的新风格和新方向，从而在杂志之林中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真正发挥《孔子研究》应有的作用。

2018年至今，我连续当选为第十三届、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作为文化、社会科学领域的代表参与全国政协的相关活动。我清醒认识到自己的角色定位，因此提案和建议基本都围绕传统文化，为弘扬中国文化建言献策。

我进入政协后做的第一项和文化有关的提案是推动恢复春节的神圣性。春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体系中最盛大、最核心和最具象征性的节日，如何强化春节的神圣感是我关心的重要问题。其次是建议把中国的教师节由9月10日改为9月28日孔子的诞辰，把教师和孔子的地位、声誉联系起来，增加每一个老师的使命感。直到今天我还在为此而努力。我还建议重新编制当代《国民通礼》，推动中华礼乐文明遗产的创造性转化。教育方面，我建议在原深度贫困地区，把义务教育从9年推广到12年。这些提案都获得了良好反响，其中一些提案已落地为相关政策实践。

近年来，结合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以及文化建设传播的需要，我的重点关注方向转向婚育伦理遗产和中医文化。随着中国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以及婚育观念的变迁，老龄化、少子化的人口问题日益加剧，而儒家文化特别重视婚育问题，其婚育观念中蕴含着深刻而丰富的人类延续性追求，这在当下有着重要意义。因此我起草了《关于弘扬儒家生育伦理、提升年轻人婚育意愿的提案》，建议大力弘扬以家庭伦理为核心的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强化家庭伦理教育与家庭文化建设，以缓解我国人口问题。另一方面，近十年来由于地缘对抗持续紧张，国际舆论场日益复杂，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趋势受到一定程度影响。而医学作为文化传播最有效的媒介，中医文化在世界上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因此我提议以中医馆为载体，对外传播中医药文化，进而开拓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新局面。我认为提案必须要具体、要言之有物，这些提案都是针对问题而发，并主张以文化建设解决这些问题，这也是我作为全国政协常委的使命和责任。

2019年3月4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举行联组会，王学典作汇报发言

除了提案之外，我还积极的在全国政协这个平台上发声，聚焦国家思想文化战略，推动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019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听取意见和建议。我作为8名委员之一，当面向总书记做了汇报发言。2023年11月，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闭幕会后，我应邀为全体与会委员，作题为“守住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学习讲座。2025年两会期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同志出席的社会科学、新闻出版界委员联组会上作《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之路》的专题汇报。

2025年3月6日，王学典在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社会科学、新闻出版界委员联组会上作汇报发言

全国政协是一个很重要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的一举一动，特别是在两会期间，都会受到全社会的关注。我也在这个平台上尽了自己作为文化学者的最大努力，持之以恒地围绕传统文化发声，提出我的建议和思考。

如何把中国“中国化”，是我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到访曲阜包含着巨大的象征意义和信号意义。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1月26日到访曲阜，2014年在国际儒联发表关于儒家的讲话。2015年，我在山东省中青年骨干教师培训班作了接近4个小时的报告，阐述习近平总书记到访曲阜之后中国学界的走向，后来以《中国向何处去：人文社会科学的近期走向》为题同时发表在《清华大学学报》和《中华读书报》上。我一方面探讨中华文化的复兴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转向的关系，另一方面思考中国学术如何摆脱西方模式，直面中国经验、中国材料、中国数据、中国案例，发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我的其他学术研究，包括学术评论、期刊评论，都和这些有关。相关思考成果最后结集在《把中国“中国化”》一书中，201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我最近发表了《迎接第三次学术大转型》一文，梳理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三次学术转型，影响较大。教育部提倡新文科之后，我从学术转型的角度来解释新文科，认为新文科的实质是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构建首先要以原创为灵魂，提炼出具有标志性的新概念和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其次必须扎根传统，对传统文化进行社会科学化的“冶炼”，赋予其全新的现代属性；最后必须从中国经验出发，以回答中国问题为目的，透彻地解读和说明中国道路，构建一套自主的、本土化的、准确反映中国经验的知识体系。这也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工作重心。我连续发表了若干篇探讨新文科的文章，也应邀到许多高校作相关报告。此外，我推动在《济南大学学报》设置“本土化与中国学术转型”栏目，《济南大学学报》因此成功跻身C刊之列。“不入主流，难成一流”是我对如何办刊的一个见解。

文化的传承和复兴离不开一代代学人的互动、合作与接力，培养致力于中国学术研究和中华文化研究的后备人才也是我的职责所在。一个导师最杰出的成果是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和造就人才。关注当下、立大志向、勇于吃苦、跟着问题读书，是我一直秉持的学生培养理念。出于对近代中国农村社会转型、国学研究源流以及中国古典学术复兴的关注，我指导学生写作博士学位论文《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抗战时期的国学研究——以大后方齐鲁大学为中心的探讨》和《“评法批儒”运动时期的古典学术研究》。我希望培养出一批致力于本土化研究和中国古典学术研究的学术新人，让中华文化复兴的薪火能够代代相传，绵延不衰。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两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突出强调了“第二个结合”，指出：“‘第二个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和转化创新，中国学术范式的转型和中国本土化学术的复兴，是我所有活动的核心和重点，也是出发点和落脚点。此后，我也将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遗余力。

202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