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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学高等研究院“性别民俗读书会”成功举办

    时间:2021-03-18 作者:文/傅灵犀 图/秦文硕 

    2021年3月15日下午,儒学高等研究院“性别民俗读书会”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知新楼A座1916会议室举行,部分师生线上参与。此次读书会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民俗学研究所刁统菊教授发起,民俗学和中国民间文学专业部分硕博士研究生围绕《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和《性别视角下的村庄社会生活变迁:华中莲荷村的劳动、闲暇、女性及家庭》两本著作展开探讨。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王均霞副教授、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曲宁宁副教授和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李琳副教授应邀参加读书会,与同学们进行了交流。读书会由2020级民俗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傅灵犀主持,民俗学研究所张士闪教授、任雅萱副教授、林海聪老师出席了此次活动。此外,还有部分山东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和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的学生参加了读书会。

    读书会伊始,刁统菊教授介绍了此次读书会的缘起,呼吁同学们在进行民俗学研究时,对性别视角予以关注。之后,民俗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杨苗苗和孙华月作为主讲人,分别阐发了她们对于两本著作及性别民俗的理解。杨苗苗在解读两本著作的基础上,结合她对河南H镇女性生活方式的观察,探讨了乡镇女性的劳动与闲暇。杨苗苗认为,女性对家务劳动价值以及闲暇时间不平等问题的觉醒,与女性运动的开展和女权主义者的努力有密切关系。妇女运动带来了令人瞩目的变化,但女性主义的目标是消除女性主义。这个目标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既要让人们注意到女性在历史上和社会中被忽略与压迫的事实,又要让所有的女性感觉到自身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孙华月以“二元论和女性出路”为主题,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持有的二元论观点,即近代女性受到的压迫是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双重作用的结果。她认为,父权制提供家务劳动和生育的笼子,资本主义则提供限制上升空间的围栏和更广阔范围上的迷雾。同时,两者对于女性的压迫领域、方式和程度处于持续变化之中,且两者界限非常模糊。“补贴家用型收入”的出现使得女性被“部分再生产者化”的同时也随即被“部分生产者化”,而女性在市场内外的这种身份切换,既是父权制对于资本主义的影响和控制,也是两者在这一时期拉扯女性的典型体现。此外,她提及家务赔偿、产假共享、代孕等热点话题,启发同学们结合当下社会现实进一步思考性别平等的问题。

    接下来,12位与谈人轮流发言,话题分为田野经验、历时探讨、家务劳动和理论思考四个板块。

    在田野经验板块,三位同学探讨了女性在节日、祭祀、采棉这些特殊时空中被赋予的权力以及权力背后的父权制底色。蒙锦贤基于黔南的田野调查,分析了贵州毛南族“迎春”仪式的结构功能。王明欣以山东潍坊某村落的祭祀仪式为例,指出祭祀活动为女性开启了程度不同的大门。韩雪春探讨了豫东Y村采棉女工的行动逻辑,分析了“凑热闹”之中隐含的的诸多向往与诉求。

    在第二板块,陈立荣和王翘楚围绕进城务工女性和倒插门女婿两类群体,进行了历时层面的探讨。对于农村进城务工女性而言,她们对“女主内,男主外”的传统性别分工观念依旧呈现出一种认可的趋势,父权制的束缚是其中重要的影响因子。家庭内部地位较低的倒插门女婿并非是受到了女性的压迫,而是受到了女方家庭的压迫。这种情况下的女方实则被父权制内化,进而成为父权制的一部分。

    第三板块聚焦于家务劳动,石玉洁和国先翼分别从女性和男性的生活经验出发,探讨了家务劳动中的性别分工问题。石玉洁对子女辈的家务劳动分工这一时常被忽略的问题给予关注,指出家务劳动的性别差异传统之持存必然缘于更复杂的因素,其中教育和文化的无意识推动不容忽视。国先翼呼吁消除家务劳动领域的刻板印象与价值绑架,建立平等、自主的家庭关系。

    最后一个板块则是理论方面的反思。傅灵犀分析了性别本质主义和父权制之间的互动关系,指出生理差异是性别问题的起点,而非盖棺定论的终点。黄军钧提出,父权制的讨论并不是为了加剧性别之间的对立,而是要进一步审视我们的日常生活。樊枫聚焦于消费领域的性别建构策略,呼吁大家警惕性别陷入商业伦理规训的危险。罗瑞霞认为,最根本的变革应当是对社会大环境的改善,例如从婚姻法、哺乳期产假、教育改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等角度出发,关注底层女性和男性的命运。

    主讲人和与谈人发言过后,五位老师进行了评议与点拨。王均霞副教授谈到,妇女解放运动发展至今,又面临了新的转折点:过去是对家族制度的批判,今天则更多导向了男女两性之间的论争。她认为,父权制是先于每一个人而存在的,我们只能在点滴中去感知它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改变它,民俗学应当从文化视角和日常生活实践的角度去审视性别问题。曲宁宁副教授在回溯女性主义的发展历程后指出,女性主义并非“铁板一块”。中国的女性主义有其独特的发展路径,而且当我们看待中产阶级和底层女性等不同对象时,也要考虑研究方法的分层。此外,研究者要避免高高在上的研究视角。李琳副教授结合当下媒体、婚姻咨询师等往往谈论女性应当如何迎合男性的现象,指出性别刻板印象是千年以来文化心理结构的积淀,“我们都携带病毒生存,有人是重症患者,有人是无症状患者”。林海聪老师则从“我愿意分担家务”这一表述出发,讨论了家务于女性而言是必然但于男性而言却是一种“分担”的问题。他同时提醒大家,当人们去反驳一种观点时,往往也会带来一系列偏见,因此辩证思维是不可或缺的。

    最后,刁统菊教授进行了总结发言。她指出,父权制对于女性的控制具有延续性,与此同时,“赚钱养家”等父权制话语对男性也同样具有压迫性。目前,民俗学对于女性民俗实践的关注是较为缺乏的,刁统菊教授呼吁同学们从民俗学的角度关注“教育经纪人”、农村妇女母职、女性祭祀、女性行动逻辑等话题。她指出,个人叙事、感受生活的民俗学、实践民俗学等方法和理念都可以让我们更加细致地参与性别民俗研究。

    此次读书会兼具深度的理论反思和饶有趣味的经验分享,掌声与笑声不断。同学们不仅在宏观层面对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也加深了对中国女性具体而微的多元实践的理解。师生交流切磋的过程中迸发的种种火花,将继续启发大家在今后对性别民俗予以关注,提高感知力、共情力,为构建一个更加平等包容的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