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29日上午，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共同举办的“齐鲁访学驻研计划”山东大学专家讲座第十三讲暨儒家文明论坛第135期在知新楼A座2106会议室举行。意大利都灵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教授、都灵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齐鲁访学驻研计划”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史芬娜（Stefania Stafutti）应邀作题为《重审蔡文姬：一个文化形象的意识形态建构与历代重塑》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聂济冬主持。

史芬娜教授指出，蔡文姬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文化史中长期保持影响力，并不仅仅因为其传世作品的文学价值，更重要的是她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演变为一个高度灵活的文化符号，在不同历史时期应各自的政治与意识形态需求被不断重新诠释。她特别强调，蔡文姬最初的文化形象与曹操的政治构想密切相关——她从匈奴地区被赎回、重返中原，是“恢复汉室文明”与“保存文化正统”的象征。

进入魏晋，这一文化符号被注入了新的内涵。史芬娜教授认为，五言《悲愤诗》将“个体情感经验”置于诗歌的中心位置，标志着中国文学从“君子”理想向“名士”精神的转型。这一时期，王弼提出“圣人有情”的观点，情感开始被视为主体存在的重要组成部分。蔡文姬的形象也随之从单纯的“文化符号”逐渐获得情感深度，成为个体生命经验的表达载体。

至唐代，蔡文姬的形象再次被重新定义。史芬娜教授指出，这一时期蔡文姬与胡笳的联系被进一步固定，《胡笳十八拍》虽未必出自其手，但这使她逐渐从古琴所代表的中原士人文化转向胡笳所象征的边塞与流离。这种“胡化”倾向，折射出唐代边塞诗兴起的文化氛围，也让蔡文姬的命运与更广阔的疆域想象紧密相连。

金代则是这一文化符号发生根本性转折的关键期。史芬娜教授比较了《文姬归汉图》与《明妃出塞图》，指出两幅画作在叙事结构上高度相似，蔡文姬与王昭君渐趋重合。“靖康之变”后，汉人士大夫将故国之思寄托于文姬，其原有的“文化守护者”身份被彻底弱化，最终成为乡愁、离别与苦难的象征。

史芬娜教授最后总结道，从汉末的文化守护者，到魏晋时期《悲愤诗》所推动的文学转型，再到金代的乡愁符号，蔡文姬之所以能够被后世不断重写，正是因为她始终为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思考文明与他者、记忆与乡愁、情感与文学之间关系的空间。整场讲座脉络清晰、分析精辟，在热烈的学术氛围中圆满落幕。

文图 | 葛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