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刊》2025年第2期

中华文化的历史根脉、生命力延续与全球影响力提升

——本刊专访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院长、讲席教授王学典先生

摘要：本文通过对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文史哲》杂志名誉主编王学典先生的访谈，探讨在加快建设文化强国的时代背景下，高扬中华文化主体性与提升全球传播影响力的方略。访谈内容聚焦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内在机制、文化创新过程中“守正”与“出新”之间的结构性张力、智能技术对文化传播范式的重构，以及提升中华文化全球影响力的创新路径。王学典先生特别强调，中华文化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关键在于其内在的调适机制与创新逻辑，要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通过合理运用技术手段，推动实现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访谈兼具历史纵深与现实观照，体现了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中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思维与价值自觉。

关键词：中华文化；高扬主体性；创新传播；全球影响力

目录

一、中华文化创新的历史根基

二、文化创新中的结构性张力

三、人工智能与数字技术在文化创新中的作用

四、中华文化全球影响力的提升路径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的伟大文明，中华文化历经五千多年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向世界发出深入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真挚呼吁。当下，如何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促进世界文明对话，成为学界的重要研究议题。本刊主编高晓虹教授专访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文史哲》杂志名誉主编王学典先生，围绕中华文化如何高扬主体性，提升国际传播影响力，在智能时代创新发展等话题进行深入探讨。

一、中华文化创新的历史根基

高晓虹：王教授，您好！您长期致力于中国现当代史学思想、史学思潮及儒学研究，在该领域有诸多建树。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能对您进行专访，向您学习请教。首先，请您谈谈，我们如何理解中华文化经久不衰的根基，其自身有什么样的创新性特质。

王学典：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在五千多年历史长河中薪火相传、历久弥新，根本在于它内在地蕴含着一种自我更新、自我调适的创新性特质。这种创新性特质，并非外在强加，而是根植于中华文明本身的结构性基因。

具体而言，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中华文化创新性的历史根基。

第一，植根于“中和为贵”的价值理念。中华文化自古倡导“中庸”“中和”之道，这种思想并非僵化保守，恰恰体现出一种动态平衡、因时而变的思维方式。《礼记·中庸》讲“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之道强调适应环境、调解矛盾、寻求最优解，正是在这种不断调和、自我调适中，中华文化具备了灵活的适应力与持续的创新动力。

第二，体现于“礼乐教化”与生活世界的深度结合。我们常说“礼乐文明”，它不仅是庙堂制度的外在呈现，更是千百年来渗透进民众生活方方面面的伦理秩序与文化日常。中国传统文化始终将文化认同、社会秩序与个体行为高度融合于生活世界，因而具备极强的社会生命力。正是这种“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础，提供了创新发展的厚重土壤，让每一次文化变革都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支点，而不至于变成空中楼阁。

第三，形成于历史上多次文明交融的积淀。中华文明自其起源阶段，便呈现出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特点。从早期黄河、长江流域各类文化的互动融合，到汉唐时期对域外文化的积极吸纳，再到明清之际中西文化的首次碰撞，每一次对外来文明的接纳，并非盲目崇拜，而是基于文化自信和文化主体性之上的选择性吸纳。包容性恰恰是中华文化得以持续创新的动力来源，因为只有自信开放，才敢于借他山之石攻己之玉。

因此，中华文化的创新特质，既是其历史悠久、文明体系成熟的表现，也反映出一种深层的文化自觉。这种创新，贯穿于生活方式、价值理念、制度体系等各个层面，使得中华文明始终保持活力、不断进化。

高晓虹：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是在不断吸纳、创新与融合中发展的。请您谈一谈中华文化具有强劲的生命力的根本原因。

王学典：这个问题恰恰揭示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根本所在。回望中华文化的历史脉络，我们可以发现，它的强大生命力并非源于一成不变的自我重复，而是得益于一种持续不断的传承中的创新与创新中的传承的有机机制。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这一延续性首先得益于它高度稳定的地理格局、成熟的社会治理体系和厚重的文化积淀。但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存续从来不是封闭自守，而是在开放包容中不断实现自我更新。对内，它善于吸纳多民族、多地域文化的多样元素，形成多元一体的格局；对外，它能够兼收并蓄外来文明的有益成分，不断充实自身文化体系。这种既自信又开放的文化气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只有充满自信的文明，才会在保持自己民族特色的同时包容、借鉴、吸收各种不同文明。”可以说，开放包容正是中华文明创新不息的重要动因。

同时，中华文化始终坚持“以道驭器”“以本驭末”的理念，将核心价值、伦理精神视为文化的根基，而把技术、制度、器物等具体形式作为可以灵活调适的手段。正因为对根本精神的坚守，它能够面对不同时代社会条件与外部冲击，果断推进制度创新与形式革新，而不失文化本质。这种坚守本质、灵活应变的文化逻辑，使中华文明具备了良性的创新循环机制。

此外，我们还应看到，中华文化的创新能力离不开其“以文化人”的治理传统。中国古代社会治理历来注重教化与文化认同的塑造，强调以道德伦理教化人心、整合社会。这种以文化为纽带的社会整合方式，使得每一次文化创新，既有社会现实需求的倒逼，也能在已有的伦理秩序中找到落脚点，从而实现自我更新，同时，维系文化的连续性与根脉的稳定性。

由此可见，中华文明的每一次创新，都是根植于厚重历史传统基础上的自然生长，而非全盘颠覆。传承为根，创新为叶；守正不守旧，出新而不失本。这种动态平衡与自我调适的能力，正是中华文化强大生命力的深层原因所在。

二、文化创新中的结构性张力

高晓虹：从历史维度看，一个民族文脉的赓续常常面临传统与现代、守正与创新的结构性张力。您认为中华文化是如何在这种张力中实现自我调适与发展的？

王学典：文化创新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始终伴随着传统与现代、守正与出新之间的内在张力。这种张力既是文明演进的重要驱动力，也是任何一个文明体系在创新过程中必须面对与化解的挑战。就中华文化而言，它能够在数千年历史进程中历久弥新、绵延不绝，关键就在于其内在拥有一种高度自觉的调适能力，能够在矛盾张力中寻找平衡点，实现动态发展。

回顾历史，中华文化在处理这一张力时，始终秉持一种以根本价值为定、以具体形式为变的思路。无论是儒家提倡的仁义礼智，还是道家推崇的天人合一，抑或佛教倡导的中道思想，均体现出一种稳定的文化精神内核。而与此同时，具体制度的演变、礼仪形式的革新、传播载体的更新，却始终随着时代需求而灵活变化。孔子所言“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正道出了这种在坚守中推陈出新的智慧传统。可以说，中华文化深谙“以不变应万变”的哲学，善于在守正的基础上因时而变。

更为重要的是，中华文明历来善于借助外部文明的交流与碰撞，缓解自身发展的张力。从丝绸之路的兴盛，到佛教东传，再到明清时期中西文化的初步互动，每一次外来文明的输入，表面上带来了新的文化张力，实则为中华文化提供了调整自我、实现内生创新的动力。儒释道三教合流、技艺制度的兼收并蓄，正是这种包容性调适的具体表现。

此外，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有效化解创新中的张力，还得益于它与民众日常生活世界的深度关联。历史上，文化创新并非仅停留在庙堂学者的思辨空间，而是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汉代儒学的官学化、唐代礼乐制度的调整，无不根植于社会治理、民众伦理和生活实践之中。正是这种生活化的落地机制，让每一次文化创新能够获得广泛认同，平衡传统价值与现实需求之间的矛盾。

总而言之，中华文化应对创新张力的经验表明，它从不固守一端，而是在坚守本质精神的同时，保持开放包容的姿态，善于吸纳多元因素，根植于社会生活，实现自我调适与持续发展。这种“变中守正、常中求新”的智慧，正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历经风雨而弥坚的历史启示。

高晓虹：推动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需要做多方面的努力，您认为在市场需求、媒介环境与文化本真性之间存在哪些深层矛盾？如何破解这些矛盾并加以解决？

王学典：这是一个具有现实针对性的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以及数字媒介技术的广泛应用，中华文化创新传播确实面临市场导向、媒介逻辑与文化本体之间的多重张力。

我认为，当前这种张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深层矛盾。

第一，是商业利益驱动与文化精神追求的错位。市场逻辑追求流量效益、短期回报，而中华文化承载的是历史积淀、伦理价值、社会教化功能，两者在节奏、目标、内容取向上存在天然张力。一些文化产品过度迎合消费主义，导致文化符号的碎片化、表层化，削弱了文化创新的深度。

第二，是媒介传播快节奏与文化积淀厚重性的矛盾。数字媒介，尤其是短视频、社交平台的发展，使得文化传播呈现“轻量化”“娱乐化”趋势，而中华文化讲究的是精深厚重、道器合一，需要时间积累与深入理解。媒介环境的碎片化传播方式，往往无法承载中华文化应有的思想张力和价值传递，容易使文化产品流于符号消费。

第三，是文化自主性与外部话语体系的张力。当前在全球文化竞争格局下，文化市场的开放带来了话语体系的多元冲击，部分文化创作存在盲目迎合国际审美、忽视中华文化内核主体性的现象。这也是文化创新过程中的重要隐忧。

如何破解这些矛盾？我认为关键有三。

一是坚持以文化价值为导向，不能以市场逻辑替代文化精神主旨。政府、学界、业界要共同营造一个以人民为中心、以文化育人为本的创作环境，确保创新产品在市场活跃度与文化深度之间保持平衡。

二是加强数字媒介中的“守正”意识。要善于运用数字技术手段，但始终坚持“以内容为王”，强化中华文化主体性，防止技术本位、流量至上。技术是器，文化是道，不能本末倒置。

三是完善制度保障与人才培养。建立健全文化创作的激励机制与评价体系，引导从业者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注重培养既懂中华文化内核，又熟悉市场规律与媒介传播规律的复合型人才，为文化创新提供根本性支撑。

总之，市场与媒介可为文化创新提供动力，但不能替代文化的本质立场。只有以文化主体性为核心，坚持守正创新，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文化创新传播的持续健康发展。

三、人工智能与数字技术在文化创新中的作用

高晓虹：近年来，人工智能、数字技术迅速发展，深刻影响了中华文化的传播方式与路径，这一技术浪潮为中华文化的创新表达打开了全新的空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新的课题与挑战。您如何看待这些新技术对中华文化创新表达的赋能作用？

王学典：确实，近年来以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兴数字技术迅猛发展，正在深刻重塑文化传播的方式与生态。过去，传统文化的传播往往受制于地域、媒介渠道和时间的限制。而数字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与虚拟现实的介入，使得中华文化得以跨越空间壁垒，呈现出多维度、多场景的传播形态。通过数字化手段，许多曾经静态的文化遗产被“激活”，如国宝文物的虚拟复原、古代建筑与非遗技艺的沉浸式体验，使受众可以更直观、更具互动性地接触中华文化。这一“技术赋能”无疑提升了中华文化的可视化表达能力和受众触达广度。

更重要的是，数字技术改变了文化传播的参与结构，打破了过去单一的“灌输式”传播格局，激发了文化内容的再创造动力。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数字创意平台、用户共创机制等新模式，使受众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甚至成为再创作者。尤其是当代青年，借助短视频、数字国潮、虚拟汉服等新载体，积极投入中华文化的创新性表达之中。这不仅丰富了文化产品的表现形态，更实现了传统文化与当代审美趣味的有机结合，为文化再生产注入了新的活力。

与此同时，数字技术也极大提升了中华文化全球传播的效能。数字平台的全球覆盖能力，加之人工智能翻译、跨语境传播的便利性，使得中国故事、中国元素能够更高效、更广泛地传播到世界各地，增强了中华文明在全球文明交流中的话语存在感与影响力，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提供了坚实支撑。

当然，我们也要保持清醒认识，技术本身并不决定文化内容，它只是传播的手段和工具。真正决定中华文化创新表达质量和深度的，依然是我们如何以自信的文化主体性驾驭这些技术，将其作为承载中华价值观念、文明精神的桥梁，而非沦为空洞形式或浅层消费。这种“以文化为本、以技术为器”的理念，是我们在技术变革潮流中必须始终坚守的根本。

高晓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数字技术的应用有效拓展了文化传播的边界。在数字赋能的背后，中华文化如何确保自身主体性与深层内涵不被技术过度工具化？

王学典：这是当前文化创新传播中极为关键的一个问题。数字技术本身具有工具性与中立性，问题不在于技术，而在于谁使用技术、为何使用技术。如果处理不当，确实容易出现“技术本位”“流量至上”的倾向，导致文化内容被技术所裹挟，最终走向浅表化、消费化。

要确保中华文化在数字赋能背景下不失主体性和深层内涵，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第一，始终坚持以中华文化主体性为核心。无论技术如何更新换代，中华文化作为文明主体的地位不能动摇。我们要明确，技术服务于文化表达，而非颠倒主次。内容为王、价值为本，技术只是助力器，不能让技术逻辑取代文化立场。这是防止文化“被工具化”的根本前提。

第二，强化对数字内容创作的价值引领。要从国家政策、产业引导、平台管理等多个层面，建立起明确的价值导向标准，推动数字文化内容在传播过程中体现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与价值追求。尤其对于年轻一代数字创作者，要通过教育、政策支持等方式，提升他们对中华文化的理解深度，避免一味追求形式新奇、流量变现而忽略文化内涵。

第三，注重数字化内容的系统性整理与理论提升。当前数字内容呈现碎片化、个性化趋势，这对中华文化这样讲求系统性、历史性、整体性的文明体系提出挑战。因此，我们应加大数字技术在中华经典文本数字化整理、文化知识图谱构建、文明话语体系建设中的运用，将技术作为深化文化研究、夯实文化主体性的支撑工具，而不仅仅停留在传播层面。

第四，培养复合型文化人才。技术赋能下的文化创新，最终要靠人来实现。我们急需一批既通晓中华文化传统，又熟练掌握数字技术应用的复合型人才，既懂“文心”，也懂“技法”。通过人才培养，确保中华文化的深层价值在数字表达中得以准确传递，避免沦为表演性符号。

归根结底，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是不可逆的时代潮流，但我们必须把握好“为谁赋能、赋什么能”的根本问题。只有坚定文化自信，守住主体意识，中华文化才能借助技术的翅膀，飞得更高、更远，同时不丢失根脉与魂魄。

四、中华文化全球影响力的提升路径

高晓虹：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文明体系正经历深度调整与重新建构，文明间的交流、竞争、融合日趋频繁。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华文化如何增强全球影响力，不仅关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塑造，更关乎中华文明在世界格局中的主体性与话语权重构。面对当今多元文明并存、全球文化竞争日益激烈的局面，请您谈谈如何增强中华文化的全球影响力，使其在世界文明交流中发挥更大作用。

王学典：这是当前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中至关重要的命题。我认为，系统性增强中华文化全球影响力，需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第一，确立中华文明的话语自主权与主体意识。文明交流竞争的核心，首先是话语权之争。如果缺乏话语体系的自觉塑造，就难以有效传递自身价值观念。要加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以中国主体性为基点，提炼能够体现中华文明精髓并具备国际表达力的理论话语体系，使世界通过中国的视角理解中国，而非依附他者定义。

第二，推动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当代表达与普适传播。中华文化历来倡导“和而不同”“天下大同”“协和万邦”，这些理念蕴含着超越时代的文明观和国际视野。在当今世界冲突频仍、文明摩擦加剧的局势下，中华文明所承载的和平性、包容性、协作性理念，恰恰具有全球共识构建的重要价值。关键在于如何将这些理念转换为符合当代话语体系的传播内容，增强其普遍吸引力。

第三，构建多层次、多渠道的文化传播体系。全球影响力的塑造，绝不仅依赖单一媒介或单一形式。应充分发挥国家层面、社会组织、市场主体、数字平台等多元力量，打造覆盖学术、影视、文艺、网络、教育、旅游、文创产业等多个层次的立体传播网络。同时，借助AI、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提升中华文化内容全球传播的精准性与渗透力。

第四，深化文明互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华文明从不主张单向输出或文化霸权，而强调文明平等对话与共同发展。要善于在全球重大议题，如气候变化、社会治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积极注入中华文明理念，将文化影响力与国家治理经验、人类文明价值结合，形成系统性的影响力输出。

总之，全球文化竞争的实质是文明理念、价值体系、治理经验的竞争。中华文化必须坚持主体性意识，拓展国际视野，以内涵式建设增强硬实力，以文化软实力塑造文明话语权，进而在世界文明格局中发挥更大作用。

高晓虹：从历史角度出发，中华文明过去曾在世界范围内产生过深远影响。自汉唐以来，丝绸之路的繁盛，使中华文化早早融入世界文明体系；而中国四大发明、农耕文明制度、儒家伦理体系等，也深刻影响了东亚乃至世界多个区域的社会结构与思想体系。请您谈谈中华文化在全球传播的过程中，需要坚持哪些核心理念，讲好中国故事，提升有效传播能力。

王学典：中华文明历史上对世界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一点有目共睹。我认为，回顾历史经验，结合新时代背景，中华文化在实现全球传播的过程中，最应坚持以下几个核心理念与战略重点。

首先，文化传播必须立足于坚定的文化自信与文明自觉。五千多年未曾中断的文明史，让中华文化形成了独立、完整、自足的价值体系与治理智慧。这份历史自觉本身就是中华文明最宝贵的优势。在国际传播过程中，我们既不必盲目迎合西方话语体系，也不能丧失主体意识，而应始终立足于中华文明特有的根脉，从自身的制度优势、社会结构、文化价值出发，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理念，展现中国精神，让世界认识一个真实、立体、丰富的中国。

与此同时，中华文明历来推崇和平、包容、共生的文化价值，这种价值理念在当今世界显得尤为可贵。当代国际格局正面临诸多不稳定因素，“文明冲突论”“文化优越论”时有抬头，而中华文化强调“以和为贵”“协和万邦”，主张文明平等、互鉴互补，其所承载的和平性、开放性、协作性，恰恰为当今世界文明共处提供了中国智慧。未来在全球传播中，更应坚持这一根本立场，积极推动文明共生、命运与共的价值共识。

当然，文明影响力的持续拓展，绝不可能止步于价值理念本身，更依赖于表达方式的现代性与创新性。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一个文明之所以能够广泛传播，关键在于其内容与形式的时代适应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走向世界，就必须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通过现代传媒技术、国际话语体系和数字平台，有效打通文化传播的渠道，使中华文化在全球多元文化背景下被广泛理解、接受乃至认同。

在这个过程中，青年群体与国际传播人才的战略布局亦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文化影响力能否可持续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有无一代又一代具备全球视野、文化认同、创新能力的传播者和讲述者。必须加大对青年人才的培养力度，尤其是在国际传播领域，构建一支懂中国、通世界、善讲故事、具有跨文化表达能力的人才队伍，真正让中华文明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有效转变。

概而言之，中华文化的全球传播，既拥有厚重的历史积淀，也肩负着新时代赋予的全新使命。唯有坚持文化主体性，坚定文明自信，善用现代技术手段与传播方式，汇聚青年力量，厚植人才支撑，方能真正让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展现出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力。

高晓虹：王教授，您在访谈中深入剖析了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延续不断的深层逻辑，回应了新时代背景下文化创新所面临的理论挑战与实践课题，特别强调文化主体性的坚守、技术赋能的理性运用以及全球传播视野的战略布局。您的观点既有深厚的学术根基，又充满现实关怀，展现了您作为当代著名历史文化学者的学术洞见与文化担当，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思路，感谢您接受本刊的专访。

本研究系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重大课题“互联网时代文化生产和传播的规律研究”（24&WZD19)的阶段性成果。

感谢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文史哲》编辑部副教授察应坤对本次专访的协调与帮助。

作者简介

王学典，第十三、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儒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文史哲》名誉主编、《孔子研究》主编；兼任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墨子学会副会长等职；长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和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已出版个人专著十余部，编著数十种，在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20世纪中国史学通史》”等多项课题，成果屡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等，被视为人文学术领域堪具代表性的学者。

高晓虹，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学部长、电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传播学刊》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