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在波澜壮阔的20世纪中国历史上，抗日战争堪称现代中国全方位变革的枢纽：它不但缔造了一个支配此后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也同步引发了学术、思想、文化领域意义深远的转向，1949年后中国学术界所发生的深刻转型不过是这一转向的逻辑结果。为推动对这一重大论题的探讨，挖掘其中蕴含的历史脉络与时代启示，以“抗日战争与中国学术文化之转向”为主题的第十三次《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于5月10日在济南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四川大学、苏州城市学院、西北政法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20余位专家参会，从哲学、史学、文学等多重视角就会议主题展开了深入交流。

在开幕式致辞中，《文史哲》杂志主编杜泽逊回顾了日本侵华战争对我国图书事业的严重破坏，指出讨论抗日战争与中国学术文化的转向是知识分子应尽的责任，我们要始终铭记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历史。《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常务副主编仲伟民指出，自晚清至民国初年，中国的社会转型主要体现在器物层面；从文化和学术的角度来看，五四运动仅代表了启蒙的初期；中国学术实践的转型肇始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中国学术转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进程至今仍在继续，尚未完结，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仍需多学科学者的共同努力。

抗战时期中国学术文化的本土化转型及主体性建设是与会学者共同关注的命题。在1938年延安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论新阶段》的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并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要实现，就是“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这一命题促使学术界从单纯译介马克思主义经典转向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路径，并由此奠定中国学术自主话语权的基础。与会学者不约而同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追溯至抗日战争时期。华东师范法学教授陈卫平指出，这一阶段的学术中国化在哲学领域中主要表现在中国哲学和哲学理论创新，这与当时所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活动息息相关，他聚焦侯外庐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与张岱年的哲学理论创新，展现了抗战时期学术领域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篇章。仲伟民提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学术界对中国农村的研究是中国现代学术建立的重要契机与标志，他以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史与人类学学科为中心，对中国乡村的现代性书写和本土化探索进行了深入分析。北京大学教授贺桂梅突破了长期以来曾被广泛认可的“救亡压倒启蒙”的阐释模式，在百年现代性历史视野下，探讨抗战对中国文化主体性建构的独特意义，认为在抗日战争过程中，知识界和理论界从创造性文化主体诉求出发，在会通中西、纵贯古今的基础上成型的文化新主体形态，共享着超越了启蒙与救亡二元对立的三元话语架构，形成了新的文化主体结构，成为新时代中国在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建构文化主体性需要参照和借鉴的重要资源。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教授张福运认为，抗战时期学术中国化是文化历史发展演变的自然趋势，其实践可以从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国化、文化传统的现代性融入、学术与政治的互动等三方面进行讨论。山东大学教授陈峰从学术定位的调整、组织机制的建构、唯物史观阐释的权威化和学术中国化路向等维度阐述了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典范的生成路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新文解析了金岳霖1940年出版的《论道》中的“式”的哲学定义，探讨其体系对中国现代哲学的贡献。

对抗日战争记忆的多维度、多视角、多层面探讨，始终是抗战研究的重要内容，亦是本次论坛讨论的关键议题。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萧功秦通过反思近代高调的民族主义对抗日战争的影响，强调理性民族主义的现实意义。苏州城市学院教授高士华指出，抗战记忆存在区域差异，这种差异与国家统一记忆之间存在张力，应当在一元化叙事的同时，也关注区域的抗战记忆时空差异。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沈洁探讨了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以“文化抗战建国”为宗旨的生活书店的战时经营与文化网络，认为抗战塑造了生活书店服务大众、服务救亡的企业精神，“不亡”既是生活书店的精神，也是抗战所催生、标记的“中国精神”。北京大学教授王风以鲁迅、周作人兄弟二人的“二度失和”为切入点，探讨抗战时期小品文与杂文两种文体的意识形态化过程。复旦大学教授戴海斌通过梳理抗战时期邵循正的政论文章，从政治观察和时局预言的角度展现历史学家在特殊时代的另一重角色，为理解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提供了新视角。山东大学教授丛新强认为，当代华文作家王鼎钧所著《昨天的云》《怒目少年》等系列回忆录，以独特的个人视角呈现抗战史，提供不同于既有史著的亲身经历和自我体验，其内容涉及抗战力量中的“正统”与“边缘”、抗战环境中的“难民”与“汉奸”、抗战时空中的“流亡”与“教育”，还涵盖抗战史中的世界因素与延伸问题，从而构成了抗战史研究中的一份个体生命见证。

此外，复旦大学教授段怀清以曾国藩1871年奏请派遣幼童赴美留学，及其子曾纪泽中西合体诗的创作为例，分析了晚清西学东渐语境对中国的知识、文化、教育所带来的影响。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张先飞通过揭示新文化运动先驱者独特精神气质的生成机制与历史意义，并重审“铁屋子”隐喻的认知局限，探讨了知识精英精神独立传统对现代文明建构的深层影响。西北政法大学教授李智福围绕章太炎的革命实践与国家学说，剖析其民族国家思想的内涵、演变及价值，认为章太炎的民族国家思想始终指向共和国家，其国家学说是民族国家与共和国家的权利双彰。

在本次论坛中，世界视角下的抗日战争研究备受瞩目。《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周维东从国际传播的战略自觉、左翼文艺的形式探索与民族新文化的世界定位等多个角度，考察了延安文艺在国际传播方面的探索。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王升远以《思想的科学》杂志所聚拢的一批知识分子，包括丸山真男、鹤见俊辅等人为例，探讨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思想界对战争责任的自主性反思及其现实政治意涵。山东大学教授冯伟选取1935年梅兰芳访苏并进行戏剧交流的经历作为研究对象，展现了苏联文化政策从开放转向封闭之际，对他国文化所持的既包容又警惕的矛盾态度。

学者们一致认为，将抗日战争置于世界史的宏大背景下考察，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其历史意义和国际影响。然而正如高士华所指出的，当前抗日战争研究在世界史视角上仍存在重大缺失，比如中国战场与亚洲战场的关联性尚未完全厘清，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意义仍需充分探讨。与会学者一致呼吁，学界应加强世界史与全球史视域下的抗战研究。

抗日战争与中国学术文化之转向的深入研究，需要文学、史学与哲学等各个学科的共同努力，同时也需要打破学科壁垒的跨学科思考。陈峰在为研讨会进行总结时说，本次会议围绕着抗战学术展开了多维度的考察与多学科的对话，这是因为抗战学术本身一方面涉及文、史、哲等多个学科，而且这一时期各种思潮、流派层出不穷；同时，抗战时期的人文学术又具有某种整体性、重构性，所以能够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对话和交流。这种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路径正在悄然改变文、史、哲三科分治的格局，正如仲伟民在致辞中所说，“文史哲是一个大学科”。《文史哲》杂志多年来遵循以问题为中心整合学科而不是以学科为平台切割问题的办刊思路，重视以“非文非史非哲”“亦文亦史亦哲”为特点的人文研究，本次会议的举办，正是这一办刊思路的延续与体现。

2021年5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全体编辑人员回信，为哲学社会科学期刊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本次人文高端论坛以抗战时期中国学术主体性构建为中心议题，体现了对回信号召的积极回应以及对回信精神的努力贯彻。

本次会议上，《文史哲》杂志并与《中华读书报》共同揭晓了2024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的最终评选结果。该评选对中国人文学术领域的新问题、新现象和新进展进行了总结盘点，并展望了人文学术研究的未来趋势。

文字丨李梅

图片丨张益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