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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和解构——评《汉代学术史略》
作者:李昌远  来源:   时间:2008-12-15 11:09:36  浏览次数:

[摘要]经学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了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而顾颉刚先生的《汉代学术史略》却运用了一种全新的思维和解读方式,颠覆和解构了传统的经学系统。他的“疑经”思想,给研究古史的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和解读方法,这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大有裨益。

[关键词]颠覆;解构;疑经;经学

经学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了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汉代又是经学的昌明和极盛时期,因此,汉代的学术被国人顶礼膜拜,贵为一极。汉代的学术文本和思想成了研究经学的人怎么也绕不开的话题。甚至于一提起汉代学术,我们头脑中会条件反射式地出现“经学”和“经学的衍生物”。在汉代,经学经过阴阳五行化了的神系经院哲学的基尔特式(如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重组后,可以说经学已经像西方的《圣经》一样被尊为经典,其地位神圣不可动摇,成为国人的精神家园和文化之根。梁启超在研究惠栋一派的治学方法时,曾经得八字以蔽之,曰“凡古必真,凡汉皆好”[1],汉代学术可窥一斑。正因为经学处于神坛之颠,所以几千年来,人们都秉着“疏不破注,注不驳经”的祖训来读经、治经和解经。而顾颉刚先生的这本《汉代学术史略》却运用了一种全新的思维和解读方式,颠覆和解构了既成的经学系统,打破了两千年来人们的思维定式。顾颉刚采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来看待传世的经学资料,以极其严谨的治学态度进行写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纵览这本《汉代学术史略》,其主题思想也可以用一词以蔽之,曰“疑经”。

全书以“疑经”思想为主体,以经学的演变为框架,以西汉历史的发展为脉络,用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汉代学术的发展进程。全书共分为二十二章,对汉代经学的各个方面都做了详尽的阐释。开篇,顾颉刚就给汉代学术思想定了位,认为“汉代人的思想的主干,是阴阳五行。”[2]笔者认为这一定位是十分准确的。纵观经学两千多年的发展,出现了三大高峰:汉学、宋学、清学。所谓一时代有一时代学术的特点,汉代,经学的外在形式是阴阳五行,内容是迷信谶纬,传播途径是秘传师法和家法的基尔特累世经学。这些因素杂糅在一起,形成了我国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宋代经学,体现了宋人大胆的怀疑精神:疑经、改经、删经,是对传统经学的否定。清代,朴学风气兴盛,出现了对经学理性的回归,人们静下心来,利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来习研古经,完全抛弃了宋人的轻佻和浮躁,因而,使得经学经历了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后,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为了更好地了解汉代历史,顾颉刚先生首先列举了三种政治学说,即“五德终始说”“三统说”“明堂说”。所谓“五德终始说”,是齐人邹衍提出的,将王朝的更替与木、金、水、火、土五行联系在一起,用“五德相生”和“五德相克”的方法来论证王朝更替存在的历史依据。邹衍说:“五德从所不胜,虞土、夏木、殷金、周火。”[3]就是说黄帝为土德,夏为木德,商为金德,周为火德。所谓“三统说”,认为王朝的更替随着“黑统”“白统”“赤统”而不断循环。夏为黑统,商为白统,周为赤统。所谓“明堂说”,即天子建立明堂,按着“木、火、土、金、水”的运行来做“天人相应”的工作,是五行思想的具体表现。

其实,“五德终始说”和“三统说”与汉代的学术发展是息息相关的。汉朝初建,统治者自以为是水德,运用的是“三统说”。因为根据“黑统、白统、赤统”的运行规则,到了汉代,又循环为黑统,所以为水德。到了汉武帝时期,有些人提出按照阴阳五行的说法,秦朝为水德,土克水,所以汉朝为土德。到了王莽新政,统治者又认为汉朝是火德,按照尧、舜、禹禅让的方式,王莽新朝为土德。东汉光武帝遵循王莽的土德说,认为东汉王朝为火德。从这一系列历史的变迁可以看出,古代人的历史发展观是一种循环论,无论是“五德说”还是“三统说”都把历史看成是一定时期的轮回。今文经学是宣扬谶纬的,古文经学又篡改了古史,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都是不可信的,所以,顾颉刚不得不“疑经”。

《汉代学术史略》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述顾颉刚的“疑经”思想的。

一、

“疑经”思想产生的根源——经学的功利性。经学之所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的与时俱进,归根到底在于儒生的“通经致用”原则。学好经学,就可以致用,所谓“以《春秋》决狱,以《禹贡》治河,以《三百五篇》当谏书”[4]。学会“致用”,就可以参与政治,所谓“学而优则仕”,在权力场上一展身手。这种情况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开端,两千年来一直如此。拿汉代来说,自从经学与政治挂钩后,博士官的数量就与日俱增:汉武帝时博士官五十人,汉昭帝时为一百人,宣帝末年二百人。元帝好儒,设员千人,成帝时增加为三千人。到了汉末,太学生达到三万人,经学发展达到了极盛时期。究其原因,班固在《汉书·儒林传》一语道破“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利禄之路然也”[5]。通经致用的目的可见一斑。《汉代学术史略》前半部分分专章讲的改制、封禅、巡狩、郊祀以及灾异、祯祥等都和通经致用有关;改制是为了证明王朝更替的合法性;封禅是天子证明其为“天之子”的合理性;郊祀是为了证明天子与天地并列,贵为一尊;灾异是为了震慑天子,让其行“王政”等等都可以看出经学的功利作用。因此,正因为经学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顾颉刚先生由此得出结论:“固然有许多是经书里所没有的,但狡猾的经学家总会设法讲它有,或者竟把假材料插入真书,算作确实的根据”[6]。

二、

顾颉刚的“疑经”思想是从“对古书的增加”、“对古书的篡改”和“对现存伪书论证”这三个方面来证明的。首先是“对古书的增加”。顾颉刚认为《尚书》里的《洪范》是西汉时期的人把《洪范·五行传》的文字放大后编入《尚书·大传》中的。此说不无道理。近代王国维先生曾经提出“二重证据法”来研究古史:“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7]。即二重证据法要求将地下出土的文献与传世文献相对比,以便更好的研究古史。对于地下出土文献来讲,甲骨文即最早的中国文字的证明。商代以前基本没有文字或没有文字传世。但《汉书·艺文志》里古代帝王、名臣的著作都很多。即便是到了西周这一奴隶社会高度发展的时期,文字也是刻在青铜器上,即“金文”,大规模的记录还不是很多。所以可以证明古书有很多是后来人伪造的,或者掺入了很多后来人的思想。对于地上传世文献,亦有很多书,证明了某些文献的“伪”的特征。《汉书·艺文志》“农家《神农》二十篇,注曰:六国时诸子辑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8]“道家《黄帝君臣》十篇,注曰:起六国时,与《老子》相似。”[9]“《杂黄帝》五十八篇,注曰:六国时贤者所作”[10]“《力牧》二十二篇,注曰: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黄帝相”[11]“小说家《黄帝说》四十篇,注曰:迂诞依托。”[12]这些例子充分证明了这些古书在黄帝等上古时期是没有的,都是后人依托增加的。

其二,“对古书的篡改”。《汉代学术史略》浓墨重彩的描写了在汉代历史发展中两个重要的人物:刘歆和王莽。顾颉刚认为正是为了迎合王莽篡权的需要,刘歆更改了许多上古史料。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即刘歆对于《左传》的修改。刘歆为了证明王莽即位的合理性,顾颉刚认为其在《左传》中掺入了刘家是尧的后代的例子。其实关于《左传》的真实性问题历来就有很多人提出异议:如刘逢禄的《左氏春秋考证》,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崔适的《春秋复始》等。正是因为顾颉刚证明了刘歆的篡改,他得出结论“王莽的篡权,使上古史变了样子”[13]。

其三,现存伪书对上古史的改造。顾颉刚重点谈到的是谶纬之书。其实关于谶纬之书,很早人们就证明了它们的不可靠性,是对上古史歪曲的不合实际的描述。但是人们特别是东汉时期的人们都把它们当成是真实的历史而深信不疑,如“五帝星座”“伏羲的诞生”等。随着时代的推移,这些近似“传说”的“伪”历史,就变成真历史了。在这里,顾颉刚深入挖掘这些伪书出现的原因,归结为“发挥王莽、刘歆们所提倡的新古史和新祀典的学说,使得它益发有根据”[14]。

综上所述,《汉代学术史略》这部书是顾颉刚先生阐释其疑古思想的代表作。尽管这部书里有些观点已经被后来的出土文献证明是错的,尽管有很多人并不赞同顾先生的疑古观点,但是毕竟这本书给研究古史的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和解读方法,使我们能够发散思维,另辟蹊径。这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大有裨益。因此,我们应该重视这本书和顾先生的思想。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 [6] [13] [14]顾劼刚:《汉代学术史略》[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3](南朝·梁)萧统:《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4](清)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4.

[5] [8] [9] [10] [11] [12](东汉)班固:《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7]王国维:《古史新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焦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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