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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吕氏春秋》看战国后期的儒学流传
作者:苏安国  来源:   时间:2008-12-15 10:55:07  浏览次数:

[摘 要]《吕氏春秋》是一部综合性的杂家著作,它在收罗各家学说的同时,除了记述部分儒家学说外,也综合反映了他家诸子对儒家和儒学的看法。本文通过五个方面的分析,说明在战国后期儒家学派的故事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同时也印证了儒学的“显学”地位。

[关键字]《吕氏春秋》;儒学;流传

粗略统计,《吕氏春秋》提到孔子24次,孔墨并称8次,孔老并称1次,又多次提到孔门的许多弟子,其中子夏5次,子贡8次,子张1次,子路3次,颜渊3次,宓子2次,段干木6次,宰予2次,曾子4次,乐正子1次。大约可以分成下列几种情况:

1、反映儒家巨大的社会影响力。《韩非子·显学》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吕氏春秋》同样反映了儒家显赫的社会地位。《不侵》篇记载:“汤、武,千乘也,而士皆归之。桀、纣,天子也,而士皆去之。孔、墨布衣之士也,万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与之争士也。自此观之,尊贵富大不足以来士矣,必自知然后可。”据陈其猷先生考,《不侵》乃系“北宫、孟舍、漆雕学派之言也”,[1]此学派倡导“养勇不辱”学说,主士人应具有浩然之气,所以称赞“布衣之士”孔子、墨子的学说品行使“万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与之争士”,而大声疾呼“尊贵富大不足以来士矣,必自知然后可”。《吕氏春秋》中另一则涉及儒家的评论,也是谈及儒家的学术地位。《谕大》曰:“武王欲及汤而不成,既足以王道矣。五伯欲继三王而不成,既足以为诸侯长矣。孔丘、墨翟欲行大道于世而不成,既足以成显名矣。夫大义之不成,既有成矣已。”据陈其猷先生考,《谕大》系“季子学派之言也”,[2]据《谕大》篇旨,季真一派主“凡谋物之成也,必由广大众多久长”、“小大贵贱,交相为恃”学说,即谓世间的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此派谓孔墨所倡之学说虽未尽行于天下,但“足以成显名”,是因为他们所处的世道和环境使之然。类似的说法还见于同为季真学派所作的《务大》篇。

除了北宫黝、季真等学派之外,《吕氏春秋》还记载了其他学派关于儒家地位和影响的言论。《顺说》篇曰:“惠盎见宋康王……惠盎曰:‘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欢然皆欲爱利之,此其贤於勇有力也,居四累之上。大王独无意邪?’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惠盎对曰:‘孔、墨是也。孔丘、墨翟,无地为君,无官为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颈举踵,而愿安利之。今大王,万乘之主也,诚有其志,则四境之内皆得其利矣,其贤於孔、墨也远矣。’宋王无以应。”此《顺说》之论,陈其猷谓“当是出于宋钘、尹文、公孙龙、惠施、惠盎等人之后学也。”[3]

上引《吕氏春秋》中四则关于儒家社会地位与声望的记载,除了北宫、孟舍、漆雕学派为儒家后学,其他家学说与儒家学说都大不相同。学说并不相同的各家学派却能在自己的论说中一致列举儒家名声的显赫,这充分说明了儒家学说在各诸子学派中的鲜明印象,反映出儒家学说在彼时期的显赫地位。

2、反映孔子学术地位的权威性,孔子多次以点评者、圣人、贤者的身份出现。这在《吕氏春秋》中不凡其例。例如:

《先己》篇载:“《诗》曰:‘执辔如组。’孔子曰:‘审此言也,可以为天下。’子贡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谓其躁也,谓其为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圣人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孔子见鲁哀公,哀公曰:‘有语寡人曰:“为国家者,为之堂上而已矣。”寡人以为迂言也。’孔子曰:‘此非迂言也。丘闻之,得之於身者得之人,失之於身者失之人。不出於门户而天下治者,其唯知反於己身者乎!’”此处通过孔子对诗的解释与鲁哀公的对话,证明了“凡事之本,必先治身”,“先圣王成其身而天下称,治其身而天下治”的观点。

《知分》篇:“荆有次非者,得宝剑于干遂。还反涉江,至於中流,有两蛟夹绕其船。次非谓舟人曰:‘子尝见两蛟绕船能两活者乎?’船人曰:‘未之见也。’次非攘臂袪衣,拔宝剑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弃剑以全己,余奚爱焉!’於是赴江刺蛟,杀之而复上船。舟中之人皆得活。荆王闻之,仕之执圭。孔子闻之曰:‘夫善哉!不以腐肉朽骨而弃剑者,其次非之谓乎!’”此处通过孔子言赞荆次非为“达士”,能“达乎死生之分”,表明了“达乎死生之分。则利害存亡弗能惑矣”的观点。

诸如此类的例子还很多,象《去私》篇孔子评论“祁奚荐贤”;《义赏》篇借孔子的口称美晋文公、赵襄子的“善赏”;《举人》篇孔子赞美子产“一称而郑国免”,等等。此外,《吕氏春秋》还引用孔子评论史事之言,《上德》篇举舜以德服三苗,借用孔子的话说明了德义的威力,《过理》篇列举了商纣王的凶狠残暴并引用孔子说明“其窍不通”,从而揭露了亡国之君的“过理”的思想行为。

《精谕篇》载:“圣人相谕不待言,有先言言者也……孔子见温伯雪子,不言而出。子贡曰:‘夫子之欲见温伯雪子好矣,今也见之而不言,其故何也?’孔子曰:‘若夫人者,目击而道存矣,不可以容声矣。’故未见其人而知其志,见其人而心与志皆见,天符同也。圣人之相知,岂待言哉?”

《壹行篇》载:“孔子卜,得贲。孔子曰:‘不吉。’子贡曰:‘夫贲亦好矣,何谓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贲又何好乎?’故贤者所恶於物,无恶於无处。”

由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孔子在当时学界的地位之高,其言论往往有画龙点睛的作用,其事迹也体现着大家风范,在诸多学派的论说中多次被转载作为证据,也说明孔子的言谈和举止在社会上有很强的说服力而广为流传。

3、 赞美儒家学派的学习精神。

《吕氏春秋》举儒、墨等名家为例,就学习的重要性作了论说。《尊师》曰:“故凡学,非能益也,达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败之,是谓善学。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於孔子。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学於子夏。高何、县子石,齐国之暴者也,指於乡曲,学於子墨子。索卢参,东方之钜狡也,学於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王公大人从而礼之,此得之於学也。”学习可以改造恶人,所以必须从师而学。但择师一定要慎重,这点早在《墨子·所染》篇中就已经提出。据陈其猷先生考,《吕氏春秋·当染》篇“乃墨家者流所作”,[4]旨在说明王、侯、大夫、士人皆有“所染”,“所染”不同则下场迥异,以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此篇末举例曰:“孔子学於老聃、孟苏、夔靖叔。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於鲁,墨子学焉。此二士者,无爵位以显人,无赏禄以利人。举天下之显荣者,必称此二士也。皆死久矣,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王公大人从而显之;有爱子弟者,随而学焉,无时乏绝。子贡、子夏、曾子学於孔子,田子方学於子贡,段干木学於子夏,吴起学於曾子;禽滑厘学於墨子,许犯学於禽滑厘,田系学於许犯。孔墨之后学显荣於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皆所染者得当也。”强调了从师学习特别是择师而学的重要。同时,还就儒家学派的学术传承作了勾勒。

儒、墨两家特别强调学习,所以《吕氏春秋》还就儒家的学习精神作了诸多评说。《吕氏春秋·博志》曰:“孔、墨、甯越,皆布衣之士也,虑於天下,以为无若先王之术者,故日夜学之。有便於学者,无不为也;有不便於学者,无肯为也。盖闻孔丘、墨翟,昼日讽诵习业,夜亲见文王、周公旦而问焉。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达?何为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将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据陈其猷先生考,此篇“为阴阳家之言”,[5]孔丘、墨翟以周公等先贤为榜样,《论语·述而》载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墨子·贵义》载墨子对周公学习精神十分佩服,说“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夕见漆十士”。他们学习周公等先贤的学说,“日夜学之”,“昼日讽诵习业”,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故有孔丘、墨翟“夜亲见文王、周公旦而问焉”的传说。阴阳家以此传说入篇,是为了证成他们在本篇中所论述的“物之不可两大”、贵在精诚专一的观点。为证成此观点而举孔丘、墨翟刻苦学习、日夜不休的例子,是因为孔丘、墨翟的学习事迹广为流传,其刻苦学习的精神为大家所公认的缘故。

3、对孔子以及后学诸种行事的记述

孔子对礼特别重视,这点在《吕氏春秋》中有所体现。《吕氏春秋·异用》篇记载孔子用六尺之杖“谕贵贱之等,辨亲疏之义”。《安死》篇:“鲁季孙有丧,孔子往吊之。入门而左,从客也。主人以玙璠收,孔子径庭而趋,历级而上,曰:‘以宝玉收,譬之犹暴骸中原也。’径庭历级,非礼也;虽然,以救过也。”据陈其猷先生考,此篇“言节葬则无人发掘而死者安,与前篇皆为墨家者流之言也”。[6]墨家学派举用重礼的孔子甘愿背礼制止“以宝玉收”的厚葬行为,从而使节丧安死的观点必要性和重要性更加突出。

《论语·卫灵公》载:“孔子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吕氏春秋·慎人》篇化用了这个例子且增附了许多细节:“孔子穷於陈、蔡之间,七日不尝食,藜羹不糁。宰予备矣,孔子弦歌於室,颜回择菜於外。子路与子贡相与而言曰:‘夫子逐於鲁,削迹於卫,伐树於宋,穷於陈、蔡。杀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不禁,夫子弦歌鼓舞,未尝绝音。盖君子之无所丑也若此乎?’颜回无以对,入以告孔子。孔子憱然推琴,喟然而叹曰:‘由与赐小人也。召,吾语之。’子路与子贡入,子贡曰:‘如此者,可谓穷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达於道之谓达,穷於道之谓穷。今丘也拘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所也,何穷之谓?故内省而不疚於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昔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会稽。陈、蔡之厄,於丘其幸乎!’孔子烈然返瑟而弦,子路抗然执干而舞。子贡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穷亦乐,达亦乐,所乐非穷达也。”据陈其猷先生考,“此篇阐明遇时、遇人而后成之意,与前篇《长攻》同一旨趣,则此篇亦为阴阳家之作也。”[7]作者举用孔子“穷於陈、蔡”的例子,且加强了形象的色彩,象“孔子弦歌於室”、“ 子路抗然执干而舞”“ 孔子烈然返瑟而弦”,子贡的惭愧之语“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不仅彰显了孔子及其弟子“临难而不失其德”的感人魅力,更为重要的是使自己在于强调谋事在人的一面的主旨更加突出。

对孔子追求实行自己的主张而不慕富贵的高风亮节也有转述。《吕氏春秋·高义》篇:“孔子见齐景公,景公致廪丘以为养。孔子辞不受,入谓弟子曰:‘吾闻君子当功以受禄。今说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赐之廪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令弟子趣驾,辞而行。孔子布衣也,官在鲁司寇,万乘难与比行,三王之佐不显焉,取舍不苟也夫!”据陈其猷先生考,“此篇言廉、言行义……此篇亦漆雕、北宫、孟舍学派之言也。”[8]作者举孔子不接受“景公致廪丘以为养”是因为其可以作为“君子之自行也,动必缘义,行必成义”这个论点的典型例证。

子夏在孔门十哲中是文学类高足,是孔子弟子中整理、传授古代文献成绩最为卓著的一个人,善于古文献校勘,《吕氏春秋·察传》载:“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 “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於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按,己亥,本是干支纪日,在秦以前的古文字中,“己”与“三”、“亥”与“豕”形体相近,易致误混。卫人所读史记,就是把“己亥”讹作“三豕”的误本。子夏通晓文字形体及史书记日体例,故能发现其误而加以校正。然而他又不满足于此,到晋国后,又进一步考察史实,准确无疑,始成定论。据陈其猷先生考,《察传》篇“为阴阳家言”[9],并非儒家学派的阴阳家一派在说理时引用子夏校勘文字错讹的故事,充分说明了儒家这一事迹影响的重大,从此这则故事也被传为校勘学史上的佳话。《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关于子夏及其弟子在魏地被魏文侯礼遇的事情,《吕氏春秋》也有所反映,《开春论·察贤》有:“魏文侯师卜子夏,友田子方,礼段干木,国治身逸。”同样的记载,见于《下贤》、《期贤》篇。

颜回是孔门十哲中的德行科高足,尊重老师是其突出的特点,《吕氏春秋·劝学》评议曰:“颜回之于孔子也,犹曾参之事父也。”《吕氏春秋·任数》篇记载了一个孔子困于陈、蔡之时,颜回为孔子索米做饭的故事:“孔子穷乎陈、蔡之间,藜羹不斟,七日不尝粒。昼寝。颜回索米,得而爨之,几熟,孔子望见颜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选间,食熟,谒孔子而进食。孔子佯为不见之。孔子起曰:‘今者梦见先君,食洁而后馈。’颜回对曰:‘不可。向者煤炱入甑中,弃食不祥,回攫而饭之。’孔子叹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犹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犹不足恃。弟子记之:知人固不易矣。’故知非难也,孔子之所以知人难也。”因“煤炱入甑中,弃食不祥”,故颜回“攫而饭之”,孔子根据看到的表面现象做出了误解颜回的判断,可见“所信者目也,而目犹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犹不足恃”。据陈其猷考,“此篇为法家者言。数,术也。任数者,任术为治也。”术之要领贵于因,即本篇所云:“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为则扰矣,因则静矣。”[10]法家者流论述自己观点时采用这个故事作为事实论据,说明其具有典型性。

宓子治单父的故事,《吕氏春秋·具备篇》:“宓子贱治亶父,恐鲁君之听谗人,而令己不得行其术也,将辞而行,请近吏二人於鲁君与之俱。至於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贱令吏二人书。吏方将书,宓子贱从旁时掣摇其肘,吏书之不善,则宓子贱为之怒。吏甚患之,辞而请归。宓子贱曰:‘子之书甚不善,子勉归矣!’二吏归报於君,曰:‘宓子不可为书。’君曰:‘何故?’吏对曰:‘宓子使臣书,而时掣摇臣之肘,书恶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辞而去也。’鲁君太息而叹曰:‘宓子以此谏寡人之不肖也。 寡人之乱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术,必数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几过。’遂发所爱而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来,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於亶父者,子决为之矣。五岁而言其要。’宓子敬诺,乃得行其术於亶父。三年,巫马旗短褐衣弊裘而往观化於亶父,见夜渔者,得则舍之。巫马旗问焉,曰:‘渔为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对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鱼也。所舍者小鱼也。’巫马旗归,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民暗行若有严刑於旁。敢问宓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尝与之言曰:“诚乎此者刑乎彼。”宓子必行此术於亶父也。’夫宓子之得行此术也,鲁君后得之也。鲁君后得之者,宓子先有其备也。”据陈其猷先生考,此篇为“料子、宋钘、尹文流派之作”,[11]“诚”是此学派学说的要论,“此篇固是说为治必先有其为治之条件及防备掣肘之产生,然究其极则必以诚处之,故篇中曰‘诚有诚乃合於情’,‘ 凡说与治之务莫若诚’,‘说与治不诚,其动人心不神’”。宓子在治理单父时遵照孔子的教导“诚乎此者刑乎彼”,正契合作者所要表达的含义。

《察贤》篇载:“宓子贱治单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巫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亲之,而单父亦治。巫马期问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谓任人,子之谓任力;任力者故劳,任人者故逸。宓子则君子矣。逸四肢,全耳目,平心气,而百官以治,义矣,任其数而已矣。巫马期则不然,弊生事精,劳手足,烦教诏,虽治犹未至也。”据陈其猷考,“此篇为阴阳家言也”[12],此篇意在阐述察贤用贤之旨,宓子和巫马期都治理过单父,其效果大不相同,原因在于宓子“任其数”。

料子、宋钘、尹文学派和阴阳家在其论说中都引用宓子治理单父的事迹,尽管表达的角度不一样。但正是因为宓子治理单父在政治界影响大所以才引起了他们的高度重视。

5、对儒家学说的评说

《吕氏春秋·不二》篇曰:“孔子贵仁”。仁是孔子学说思想体系的核心,在《论语》一书中“仁”字出现了105次,《不二》篇的作者可以说是点出了孔子学说的精华。值得注意的是在《吕氏春秋》中也对儒家仁义治世术提出了质问,《有度》篇曰: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天下,然而无所行。教者术犹不能行,又况乎所教?是何也?仁义之术外也。夫以外胜内,匹夫徒步不能行,又况乎人主?唯通乎性命之情,而仁义之术自行矣。据陈其猷先生考“此篇为季子学派之言”[13],季子学派主张君主应“通乎性命之情,而仁义之术自行矣”,故批判儒、墨“以仁义之术教导于天下”。君主通乎性命之情,即《勿躬篇》所说的“为君者矜服性命之情”,其具体内容是:“圣王不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二十官尽其巧,毕其能,圣王在上故也。圣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也;所不知也,所以知之也。养其神、修其德而化矣,岂必劳形愁弊耳目哉?是故圣王之德,融乎若日之始出,极烛六合,而无所穷屈;昭乎若日之光,变化万物,而无所不行;神合乎太一,生无所屈,而意不可障;精通乎鬼神,深微玄妙。而莫见其形。”据此所论,季子一派的为政论,系发展了老子“无为而治”之说,而把道家的性命之情嫁接到儒墨仁义之术的身上,这也是一种改造和提高的途径。

综上五个方面,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认识:在儒家以外的各家论说中,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被转载、评说,说明儒家学派及其学说在战国后期人们心目中的“显学”印象。

参考文献:

[1][2][3][4][5][6][7][8][9][10][11][12][13] 陈其猷,《吕氏春秋校释》[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年。

[责任编辑]焦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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